东财在线学生社区 - 公共交流 - 中国人才观的确要改了

柴福洪

昨晚（6月9日）看了中央新闻，看了听了习总书记面对中国工程院、科学院院士们的讲话，我觉得：习总书记的话讲得很好，但有些话听众错了。我认为：两院院士大多年纪大了，除近几年进入的少数院士比较年轻外，过去的院士都是年过70、80的老人，这些老人大多不具备创造力，而且有可能是年轻人进步与创新的阻力（从大量身边事例与听说的学术垄断行为）。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些院士，我不否认他们过去的创造，但一般获得院士称号后，较例的院士都没有创新的科学成果，尤其是哪些从政的院士们，大量的甚至沉湎于名声与科学无关的事务。更何况这些年过70、80的老人，思维慢、反应慢、接受新知识没有年轻人多，许多院士已经不宜在科研一线工作了，做点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倒是可以，如果再让他们承担重大科学研究项目，一方面是对国家不负责任，二是不尊重人性与人的客观规律，三是不尊重院士的退休权。

两院院士就是一个荣誉头衔，待遇和行政上要怎么尊重都不为过，人民群众也没有意见。但把满了70、80的院士当科学宝藏来挖，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有违人性与道德的。即使他们可能为国作贡献，党和政府也不能加重他们的负担，当当顾问还行，充当科研主力，站在一线是对其身心不负责任的行为。习主席说“创新创新再创新”，对一大堆70、80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免为其难了。

当然，这里不是说习主席不对，而是要说我国对人才的观念的确到了要改一改的时候了，一般情况下，人的创造力、创新力在20至65岁之间，过了70岁的人，当然不一定没有可能创新，也有可能有发现有发明。但比起年轻人来说肯要差些，到了80岁，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一般都不可能有新的创造，高级知识份子也不能逃脱人这种生物体的自然规律，80岁的人不管是身体还是思维，都退化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有下列五种人才观需要改变：

一是院士，除个别有特殊创造力和中国唯一专业人才或一个课题没有结束，身体健康允许的前提下，可以在80岁后继续工作外，院士必须在80岁后退出科研工作，身体条件好的，也可以自愿到大学教书，带带研究生，发挥点余热，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二是高考等选择拔人才，再也不能以智商高低来选人了，智商高的人不一定就是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对社会贡献大的人是“变商”高的人，创新力、创造力、变革力强的人，才是中国最需要的人才。世界任何发达国家主要因素都是因为创造，不是因为侵略。

三是职称和学历不是人才标准，人才标准应该是能力加态度，职称和学历只是参考因素。当然，现代社会一个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如果想创新、创造是不可想象的。木匠造飞机，拖拉机手造机器人，那不是人才，是个好，是思维勤奋的人，他们是从业错误，不是人才放错位置。

四是人才要分类，高教要分类。大才有大才的用处，小才有小才的用处，中国党和政府既要重视大才，如院士、长江学者、一二级教授等，更要重视小才。大才就是所谓大科学家，小才是指普通职业人才。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并不是全社会所有劳动者都是大科学家，而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都能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职业工作做到十分专业、尽善尽美，普通劳动者的专业程度与职业精神才是决定社会发展模式转型与升级最终的决定力量。

因此，国家要加大职业教育投入，要与重视北大清华一样重视职教才对，甚至可以除北大清华等几所顶尖大学外，把绝大多数大学下放到省级管理，把高职院校上收到教育部管理，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都是应该的。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反常措施，很难扭转高职院校是“二流高教”，中国人重知识轻技能的传统观念。

五是现代社会再不是扫盲的问题了，而是普通劳动者接受国民教育平均年限的问题。2005年，美国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63年，日本为12.9年，到2010 年，我国2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 年的7.97 年提高到2010 年的9.1年，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3年多。如果中国普通劳动者平均受国民教育年限提高到15年，超过美日的话，那时才可以大胆说中国是世界强国之一，人均GDP不是强国标志，它是一个富裕的标志。

2014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