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是用来做有效投资。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存在一个“李嘉图等价”问题，即现在政府的支出增加，创造就业，家庭的收入虽然增加，但预期未来政府的税收要增加，因此要未雨绸缪增加储蓄来应对。这种状况之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会造成政府的赤字增加，老百姓的储蓄增加，结果社会总需求不增加，只不过就是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原因。

但重要的是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能不能给凯恩斯主义做一些改进。

“超越凯恩斯主义”

“超越凯恩斯主义”最早是我2009年2月份到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做演讲时公开提出的，我说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是用来做有效投资。所谓有效投资，比如说对经济增长当中的瓶颈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短期会创造就业，消费需求会增加，基础设施建成以后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率也增加，政府的税收也就增加，那就可以用未来政府税收的增加来偿还现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什么时候推行最好？经济危机的时候。如果经济情况好的时候投资，会造成过热，通货膨胀率升高。另外，经济危机时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也比较低，一举多得。

这种改革有两个内涵，一个是必须超越凯恩斯主义增加消费的失业救济，同时，投资必须改成提高生产率水平的投资；第二，这种投资应该找好的项目，基础设施的瓶颈更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根据我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研究，发展中国家每投资100块钱，要进口70块，当中35块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金融危机后，如果对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处于瓶颈状况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发达国家的需求将会增大，出口也会增加，它们就可能进行结构性改革，度过危机。

发展中国家如何取得成功

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能不能有足够高的回报，还决定于他们能否高速增长。因为基础设施项目的回报，取决于其使用的密度有多高。

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可能高速增长，这个问题实际上令人悲观。从二战到2008年，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变成高收入的只有两个经济体，一是韩国，一是中国台湾；从中等变成高收入的只有13个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

这代表着全世界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有将近180个经济体从二战到现在，一直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里，真正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少之又少。

一个经济体在一个时点的经济结构是由当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要素禀赋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时点所拥有的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数量。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不一样。高收入国家一定是技术很密集、资本很密集，因为它资本很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发展中国家相对丰富的是劳动力和资源，因此有竞争力的产业和技术必然是劳动力比较密集、资源比较密集的产业。

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要素的相对价格，也就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经济，投资回报率就会最高，资本积累速度非常快，使产业可以升级，技术可以创新。

一个国家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价格信号，能够灵敏地反映一个国家资本、劳动的相对丰富程度。而只有市场经济才能给企业一个准确的价格信号。

为什么大部分政府干预失败

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必须有先行者，有愿意先吃螃蟹的人，他要面临比后来者更大的风险和失败的可能，必须给他提供经济学讲的外部性补偿。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需要基础设施、法治环境、金融环境不断跟它相应完善，这不是任何单位可以做的，必须由政府去协调，因势利导。经济发展好的国家都是这样。

政府要因势利导，用产业政策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不同的产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不完全一样，政府的支持力度有限，用产业政策来选准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快速地把潜在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但主要的问题是过去大部分的产业政策太冒进，导致的结果是即使政府花好多钱把这个产业建立起来，要素生产成本还是太高，没有比较优势。

从历史经验来看，成功的国家产业政策通常都选择针对那些目前人均发展水平比自己稍微高一点的国家的市场，比如人均收入是你的一两倍，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好，资本积累非常快，其工资水平上涨之后，现在的产业会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如果你的发展跟它差距不大的话，它的夕阳产业正好就是你的朝阳产业。进入这些产业，就具有了比较优势。像1960年代之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20年后再转移到中国大陆，都是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

所以超越凯恩斯主义如果配合新结构经济学，可为发达国家找到出路，可以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实现现代化，这是多赢的。

（本文为南方周末记者冯禹丁据林毅夫在《财经》奖学金课程中的讲演内容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

【观点大碰撞】政府的权力制约和知识能力不能高估

林毅夫教授认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是用来做有效投资，其开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超越凯恩斯主义”药方受到许多质疑，南方周末摘编部分学者观点，以飨读者。

林毅夫教授开出的“新结构经济学”+“超越凯恩斯主义”药方，受到许多质疑，南方周末摘编部分学者观点如下，以飨读者。

所有这些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论证，是否整个框架都建立在政府领导人是利他、仁爱和无私的假说之上？依照林毅夫自己的辩护，即使考虑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也不会影响新结构经济学的整个分析基础，但即便如此，这样的分析思路仍然似有两个问题有待深入思考和进一步研究：

首先，如何避免政府领导人在促进科技发明和创新、产业升级以及经济结构转型中运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个人和小利益团体的寻租？在林毅夫的这个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中，似乎根本没有——或有意识地回避了——现代政治体制中权力制约与制衡问题。

其次，新结构经济学可能还有一个绕不过且必须回答的问题：它假定政府及其领导人要起到“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那么，这一理论实际上假定各国政府和各地区领导人，以及在计划委员会、发展委员会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有完备的知识。

但一个现实问题是：在对本经济体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有市场增长潜力的产品和行业和未来各行业的发展前景判断方面，乃至在各企业本身的竞争力和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方面，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就一定比在生产和贸易第一线的企业和企业家更高明？知识更全面？判断更准确？甄别更确当？指导意见更合宜？

现在看来，新科技的研发和创新，主要应该是企业和市场的事。一些新兴产业的创办和发展，也应当是各种创投和风投公司的事。在任何体制下，如果政府掌控大量财力和资源，进行新兴产业的直接投资，其效率都会不如企业和市场，也往往会产生大量腐败和问题。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和根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韦森

从趋势看，不能不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正在耗竭中。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首要的因素来自供应出奇充沛的人力。劳动力的出奇供应同另一个要素土地的出奇供应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们出奇的高速增长。这些“出奇”，乃拜以往出奇不合理的制度扭曲之“赐”，今后不可能再重复。

因此不难明白，要继续发展，我们必须换个引擎。怎样如林教授所讲的，来实现消除各种结构性的缺陷？还得围绕人力的发挥上面来考虑问题。很明显，我们必须迅速调整甚至改弦易张的政策，其中将包括：松绑“一胎化”（劳动力的规模生产）、在城镇化过程融解户籍限制（劳动力流动和歧视消除）、教育的去行政化（劳动力的素质培育）、税制和社会再分配改革（劳动力的激励和公正待遇）、建立现代规制（全民对分享发展成果能形成积极的正预期），都须尽早提到日程上加以优先考量。

如果偏离了这样的轨迹，不能对我们以前积累起的“筹码”善加利用的话，别说以往硬件设施的持续粗放投资很难再继续奏效，即使是积极、乐观、善意的政府干预，恐怕都会成徒劳，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 孙涤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和以廉价劳动力、大量资源投入甚至牺牲环境为支撑的外向拉动型经济结构，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候，而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思想和后发优势理论，事实上是在为维系落后的经济结构提供理论支持。新结构主义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要素禀赋理论，从一开始就是有瑕疵的，因为它过度强调了自然禀赋的作用，而忽视了贸易本身在促进国际分工、形成优势过程中的作用。

在贸易促进分工和各地优势产业形成的过程中，要素禀赋也许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对于大部分产业而言，现实顺序恰恰相反：是贸易促进分工，分工巩固了优势产业，并形成、强化了要素禀赋——而在贸易促进分工的起始阶段，各国、各地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有幸面临这种平等机会，但却依照新结构主义的理论，自觉地放弃高端和先进产业而安心于制造业，就会形成贸易地位差异，进而造成国际分工的地位差异，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财富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

尽管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分工不能在短期内迅速摆脱特定的土地、环境、劳动力等历史背景，但是安于落后生产结构的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在极端激烈的国际产业竞争中，一个国家哪怕是跑得稍微慢一点，都会把竞争优势拱手让人。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滕泰